苏东坡与他的她们XK体育官方

　　中国古典文学里，悼亡是令人感动的一大主题。即便在女人基本上作为男人附庸的时代，许多有情义的文人还是真心写下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文字，为他们妻子的辞世而忧戚伤悲。这类诗文，论影响力，论才情，论感情的曲折深邃，少有超过苏东坡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（十年生死两茫茫）的。

　　这是苏轼为第一任妻子王弗（1039—1065）写的。王弗是青神县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，同苏轼结婚十一年，仅二十六岁就病故于京师。《江城子》写于北宋神宗熙宁八年（1075）苏轼任密州太守时，离王弗去世已十年。

　　《江城子》让人看到这对少年夫妻曾经的恩爱缠绵。写于王弗病逝次年的《亡妻王氏墓志铭》，则处处能看到苏轼心目中妻子的聪敏、可敬：结婚后，王弗起初并未宣称自己有文化，丈夫读书时，她就整天陪着他。后来，苏轼偶尔有忘掉的内容，王弗却都记得。询问她别的书呢，也都知道。他这才晓得妻子聪慧而文静。

　　旧式妇女最容易被人赞美的，是她们如何恪守妇职，孝敬公婆，克勤克俭，辛苦持家。王弗和苏母程夫人的墓志铭也都按照惯例，夸她们对长辈恭谨孝顺。但，又远远不止于此。苏轼着墨更多的，还是王弗在智力和见识层面的不同凡响。能让他这么心悦诚服，王弗显然不是庸常女子。也正因为她的机敏睿智、富有见识，苏轼夫妇成为彼此默契、交流畅达的知己。

　　苏轼在《先夫人不许发藏》里的一段回忆，也让人们津津乐道。从前，苏家曾在眉山纱縠行租赁房屋，有一天，两个丫鬟熨烫丝织品时，脚突然陷入地下，一看，下面是个几尺深的洞，有一口用乌木板覆盖的大瓮。母亲程夫人赶紧命人用泥土填塞好。瓮中之物发出像人咳嗽似的声音，一年后才停息。旁人猜测，那里面一定是早先有人埋藏了贵重物品，都很想挖掘出来。后来苏家搬迁了，程夫人的侄儿之问租下这处房屋，挖地一丈多深，却没有发现大瓮。苏轼在陕西凤翔任职时，房舍的大柳树下，有一小块一尺见方的地上很奇怪地不积雪，天晴后地面还隆起几寸。苏轼怀疑这是古人藏丹药的地方，想掘地探个究竟。王弗委婉地劝阻：若是我婆婆还在，她绝对不会这么做。苏轼一听，很不好意思地打消了念头。

　　妻子说得在理，苏轼闻过则改。他总是不惮于告诉世人，王弗对自己有所规谏。这篇短文也能看出王弗与程夫人的共同点：不存贪欲，通脱大气。

　　苏轼的续弦王闰之（1048—1093）是王弗的堂妹。从神宗熙宁元年（1068）到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她与苏轼共同生活了二十五年，那是他的人生最大起大伏的岁月。

　　苏轼涉及王闰之的文字，不像写给王弗和朝云的那么广为人知，却富含日常生活的饱满细节。《蝶恋花·泛泛东风初破五》写于闰之生日：“泛泛东风初破五，江柳微黄，万万千千缕。佳气郁葱来绣户，当年江上生奇女。一盏寿觞谁与举？三个明珠，膝上王文度。放尽穷鳞看圉圉，天公为下曼陀雨。”

　　比较起来，“当年江上生奇女”这样的赞语，在苏轼的诗词里显得有点寻常。不过，还是这种浅淡的和美、人间的烟火更为舒心。闰之生在闰正月初五，闰正月难得一遇，所以称她“奇女”。全家人在新年的喜庆中为她过生，春风荡漾，千万缕江柳微黄。三个被她爱若珍宝的儿子团团环绕，举杯为母亲贺寿。苏轼买来很多鱼放生，为妻子祈福，盼望老天降雨，鱼能多获生机，放生更为圆满。

　　小儿子前前后后黏着父亲，后者被缠得烦了，想要嗔怪孩子。闰之一边哄儿子一边责备丈夫：莫非你比小孩还不懂事吗，好端端的，“不乐愁何为？”苏轼一向很听得进劝告，此时被妻子轻轻敲打一番，顿觉有愧，顺从地默默坐下。闰之随即将酒杯洗好，放在他面前。他饮得心满意足：晋代名士刘伶嗜酒如命，夫人想方设法劝他戒酒。闰之不禁止苏轼饮酒，显然让他很受用。当然，他也不贪杯。或者说他虽然好酒，酒量又实在太浅。

　　王闰之为苏轼提供酒的事例，还有更著名的一次。这就是《后赤壁赋》中，苏轼与两位友人想乘月而游，惋惜无酒，他“归而谋诸妇”。结果妻子说：“我有斗酒，藏之久矣，以待子不时之需。”

　　那个月白风清的良宵，有朋辈，有鲜鱼，假如缺了闰之细心收藏、以备不时之需的美酒，不晓得会减色多少。东坡他们的赤壁之游，兴致肯定会大打折扣。甚至，能否产生那篇兴会淋漓、辉耀千古的名篇，也要打个问号吧。

　　也许，王闰之不像王弗那么富于灵智之妙，但她给予丈夫的温暖和支撑同样不容忽略。很多时候，闰之还显示出她充满生活能力的那一面。在贬谪地黄州，苏轼写给章惇（字子厚）的信中说，一家人居于东坡，靠几十亩田種稻谋生，自己参与耕种，妻子养蚕。他告诉章惇，昨天一头牛差点病死，牛医不知道是什么病症，而老妻却晓得是牛得了豆斑疮，应当喂它青蒿粥。这办法果然很奏效：“勿谓仆谪居之后，一向便作村舍翁，老妻犹解接黑牡丹（牛的戏称）也。言此发公千里一笑。”妻子的博闻、能干让东坡很佩服，忍不住在信里对千里之外的老友津津乐道。

　　王闰之性情柔顺，苏东坡很欣慰自己不像敬通那么不幸，遭遇悍妇。他的《次韵和王巩六首》写道：“子还可责同元亮，妻却差贤胜敬通。”诗后还特别说明：“仆文章虽不逮冯衍，而慷慨大节乃不愧此翁。衍逢世祖英睿好士而独不遇，流离摈逐，与仆相似。而衍妻悍妒甚，仆少此一事，故有‘胜敬通之句。”

　　元亮是陶渊明的字，他曾写有《责子》诗。敬通即东汉名士冯衍，他博览群书，但妻子任氏特别嫉妒、跋扈。东坡觉得自己跟敬通类似——遭逢明君，自身却流离坎坷。但远比敬通幸运的，是妻子贤惠大度。

　　其实，王闰之的贤良岂止于不“悍妒”？她陪伴丈夫从密州到湖州，从黄州到汴京，随着苏轼仕途的跌宕起伏，时而尽享敬慕荣耀，时而饱尝颠沛流离，但始终“妇职既修，母仪甚敦。三子如一，爱出于天”。闰之对堂姐王弗的儿子苏迈与自己亲生的苏迨、苏过都一视同仁，苏轼特别感念她深厚的爱心。

　　在《东坡志林》卷二的《书杨朴事》里，苏轼回忆起当年经过洛阳时李公简讲过的故事：真宗皇帝东行泰山封禅后，访求天下隐者。有人推荐杞人杨朴，说他善于写诗。待到皇帝召见时，杨朴却说自己不会作诗。皇帝问，那么临行时有没有人写诗赠你呢？杨朴说，只有我的妾写了一首：“更休落魄耽杯酒，且莫猖狂爱咏诗。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”真宗听得大笑，遂放杨朴回家。接下来，苏轼讲自己的经历，他因为写诗罹祸，在湖州被捕时，王闰之与儿子送他到门口，都忍不住哭泣，他转头看着闰之说，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写诗送我吗？妻儿听了，不觉失笑。苏轼这才放心地与差役们出门。那天是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）七月二十八日。

　　事后的追忆、被捕时的情景被苏轼写得不乏诙谐。实情则恐怖得多。元丰三年初，从“乌台诗狱”死里逃生的苏轼被神宗贬到黄州，就任团练副使的低微职务，不能擅自離开，也无权签署公文。他写给前辈名臣文彦博的信（《黄州上文潞公书》）中讲述，自己刚刚被逮捕押往京城时，大儿子（苏迈）徒步跟随，其余留在家里的都是妇女少儿。在苏轼的同僚和朋友帮助下，王闰之率家中老幼二十余口人收拾行装，凄凄惶惶登舟，暂且投奔南都（今河南商丘）的苏辙家。

　　哲宗元祐年间，苏轼谋求离开京师是非之地，申请去做地方官。上疏回忆往事仍心有余悸：当年李定、舒亶等人说他以文字诽谤君主。“臣得罪下狱，（李）定等选差悍吏皇甫遵如捕寇贼，即与妻子诀别，留书与弟辙，处置后事。自期必死，过扬子江，便欲自投江中，而吏卒监守，不果。”还得感谢吏卒们严密监守，不然，我们说不定就读不到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锦绣文字了。

　　到达宿州时，获御史之命去取他的文件手稿等，州郡的人派遣吏员兵卒，围着王闰之的船只严加搜索，老老少少几乎被吓死。他们走后，妻子怒骂道：这都是你喜欢写书的结果，写成了有什么好处？把我们吓成这样！随即她将书稿信函之类烧了。待事情稍微平息后，他们重新整理搜寻，十之七八都损失了。

　　后代有不少人责怪王闰之烧毁文稿、书札等，那是没能设身处地考虑她的处境。宋人孔平仲的《谈苑》讲述，当御史台的皇甫遵手持笏板，着官靴官袍，神色冷峻地来到湖州官衙时，紧跟他的那两个白衣青巾的狱卒也是“顾盼狰狞”。苏轼曾一度紧张得不敢出迎。随即，他们气势汹汹地押解着苏轼出城，“顷刻之间，拉一太守，如驱犬鸡”。

　　丈夫由知州陡然变成阶下囚，全家妇孺陷入兵丁的包围，书籍文稿信件等被搜得一片狼藉。王闰之怎能不惊慌？何况，丈夫因诗文被人恶意解读而被捕，生死未卜，她下意识的反应，当然是立即烧掉可能致罪的任何文字。苏轼这段回忆对闰之并无丝毫抱怨，他再现当时“老幼几怖死”的惊恐情景，正饱含了对妻儿的怜惜。苏轼在狱中所写绝命诗（《予以事系御史台狱，狱吏稍见侵，自度不能堪，死狱中，不得一别子由，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，以遗子由》）也表达了对闰之的愧疚：“眼中犀角真吾子，身后牛衣愧老妻。”“老妻”那年其实才三十岁出头。苏轼无比忧虑：自己若去世，会让本来就拮据的弟弟增添无限重负，妻子要在贫寒中拉扯一家老少，更是艰辛。

　　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）八月一日，王闰之在东坡任礼部尚书时去世，年仅四十六岁。如果我们不希望她过多地经历磨难，比如，此后不久便需随着再度被贬谪的丈夫踏上流放之旅前往惠州，几年后更被贬到更蛮荒的儋州，缺医乏食，饱尝忧患……那么，我们或许可以将她的去世看作某种程度的解脱。

　　1098年上元，东坡在儋州梦见已经去世五年的闰之，“灯花结尽吾犹梦，香篆消时汝欲归”。梦中情景，还是在京师的时节。两年后他再吟《追和戊寅岁上元》，在跋文中，既感激幼子苏过数年来陪伴自己投身南荒，多方照料，也为儿子儿媳常年分离而内疚。同时，再次悼怀闰之，感念她与自己同罹穷愁，为她的离世而伤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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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坡的《祭亡妻同安郡君文》难掩伤悲，“泪尽目干”。“从我南行，菽水欣然。汤沐两郡，喜不见颜”。无论自己贬谪黄州，生活困窘，还是后来重返朝堂，身居要职，闰之都泰然自若。他痛惜妻子先于自己弃世，使得一起重返故乡的愿望未能实现：“我曰归哉，行返丘园。曾不少须，弃我而先。孰迎我门？孰馈我田？”闰之去世后，东坡很快就受命知定州，无奈中他将妻子的灵柩暂时殡于京师城西惠济院，郑重表示将来要与她合葬，“唯有同穴，尚蹈此言”。九年后，苏轼夫妇被合葬在河南汝州郏县。

　　当年东坡离京时，嘱托弟弟按时祭奠亡嫂。苏辙分别于哲宗元祐八年（1093）十月、徽宗崇宁元年（1102）四月为王闰之写过两篇祭文，《祭亡嫂王氏文》《再祭亡嫂王氏文》，后一篇尤其痛心疾首，因为前一年（1101）兄长遇赦北归时去世于常州。苏辙撰祭文时，东坡的灵柩正在前往郏县安埋的途中。

　　苏辙对嫂子印象最深的，也是她在穷愁艰难与顺遂显荣之时，都能不改其度。一家人在黄州贫穷困窘时，她有惊人的淡定;当兄长还朝成为翰林学士，嫂子的衣食起居也一如既往。苏辙认为她的宠辱不惊完全是出于天性，“性固有之，非学而然”。族人对王闰之的德行向来赞叹不已，认为她必有后福，且能享长寿。谁知她居然中年就亡故了，真是天理难测。所幸三个儿子都很优良，可以告慰于亡嫂。

　　在苏东坡的时代，词是和乐的唱词，许多文人兴致勃勃地填词。不过，他们绝大多数将此看作消遣娱乐，因为“词为艳科”，通常局限于为觥筹交错的酒筵、莺声燕语的歌台助兴凑趣，多写美人情态或相思闲愁，不像诗文那样有廓大的意境、宽泛的题材。当然，苏东坡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。他“一洗绮罗香泽之态，摆脱绸缪婉转之度，使人登高望远，举首高歌，而逸怀浩气”。

　　当时，声伎之乐乃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那些歌曲的主要传唱者也即歌伎，大都湮没无闻了。

　　王朝云（1062—1096）到苏家做丫鬟，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。朝云是钱塘人，若不是父母亡故或家境贫寒，也许不会小小年纪就沦为歌女。朝云到苏家后才开始念书，她此前懵懵懂懂唱过的曲子里，或许就有苏轼的词作。到这样的人家作侍女，更多的是惶恐还是窃喜？

　　有一点倒是清楚，先生不是刻薄挑剔之人，这从他的许多行事可以得知。有一次，眉山老乡蒲宗孟写信给苏轼，介绍自己觉得很受益的沐浴方式：每天洗脸两次，洗足两次，每隔一天正式洗澡一次。其中，小洗浴用二十四桶水，五六个仆人侍奉;大洗浴也用二十四桶水，但使用药膏，衣服置金属网上，以名贵珍稀香料熏蒸，由八九人侍奉。对蒲宗孟的推荐，苏轼委婉而坚决地回复道：“闻所得甚高，固以慰。然复有二尚欲奉劝，一曰俭，二曰慈。”幸好苏轼崇奉节俭仁厚，幸好他洗浴时没有那么多烦琐讲究，否则，朝云她们会累得人仰马翻了。

　　苏轼谪居黄州期间，二十岁左右的朝云成为他的侍妾。起初，她大概是诗人在困顿愁烦中的一点安慰。后来，她成为他后半生的知己。在颠沛、苦闷的放逐生涯里，朝云始终陪伴、照顾着东坡。

　　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东坡被贬到惠州。朝云义无反顾地陪伴着“罪臣”。到惠州那年，朝云才三十岁出头。

　　东坡曾写下“予迁惠州一年，衣食渐窘”的文字。其实，他一生中困窘、蹇迫的日子何止这一段？他们在惠州的居所多次迁移，不得稍安。最后东坡在河边小山白鹤峰上盖了房子，名为白鹤居。或许，朝云多少分享过作为名诗人眷属的荣誉;但更多的时候，她分担他的困厄。在东坡衣食窘迫、飘摇动荡的岁月，朝云安之若素。东坡原来有几个侍妾，四五年间已相继辞去。待他再度蒙难，只余衰老寥落，唯有朝云随他南迁。宋哲宗绍圣元年（1094）十一月，东坡写下《朝云诗》赠她：“不似杨枝别乐天，恰如通德伴伶玄。”白居易侍妾樊素在前者老病之时离开，“春随樊子一时归”。而东坡则幸运得多，朝云像樊通德陪伴老年刘伶玄那样，对他不离不弃。“经卷药炉新活计，舞衫歌扇旧因缘”。现在的朝云，每日与经卷药炉相伴，舞衫歌扇早就离她很遥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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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朝云的容貌得到过许多赞叹，秦观的《南歌子》夸她“霭霭凝春态，溶溶媚晓光”。在惠州第三年春天，东坡为她庆生，作《王氏生日致语口号》，情意热忱：“万户春风为子寿，坐看沧海起扬尘。”他也说到她的明媚鲜妍：“海上三年，喜花枝之未老”，“发泽肤光自鉴人。”朝云当然是生气勃发的美人，但她的资质不凡更多还是从聪慧、大气的方面显现出来。所以，东坡在其墓志铭里称她“敏而好义”。出自《梁溪漫志》的这个故事一向有名，朝云显然很懂得东坡：

　　东坡一日退朝，食罢，扪腹徐行，顾谓侍儿曰：“汝辈且道是中何物？”一婢遽曰：“都是文章”。坡不以为然。又一人曰：“满腹都是机杼。”坡亦未以为当。至朝云，乃曰：“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。”坡捧腹大笑。

　　《词林纪事》引《林下词谈》记载，东坡谪居惠州时，曾让朝云唱他的《蝶恋花·花褪残红》，这首词在《宋六十名家词·东坡词》中题为《春景》，是伤春、伤情的名篇。结果他却没有听成——

　　子瞻在惠州，与朝云闲坐，时青女初至（即秋霜初降），落木萧萧，凄然有悲秋之意，命朝云把大白，唱“花褪残红”。朝云歌喉将啭，泪满衣襟。子瞻诘其故。答曰：“奴所不能歌，‘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也。”子瞻翻然大笑曰：“是吾正悲秋，而汝又伤春矣”。遂罢。朝云不久抱疾而亡。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。

　　朝云不愧是知音，她能够洞察，敏于表现，懂得东坡的价值取向，为东坡颠簸的处境深切地忧虑，理解他的任性，還善于以同样调侃的方式回应他。如此知己，不是任谁都有幸运得到的。

　　元丰六年（1083）九月二十七日，小儿子苏遁（小名幹儿）在黄州初生。东坡写过一首《洗儿》诗：“人皆养子望聪明，我被聪明误一生。唯愿孩儿愚且鲁，无灾无难到公卿。”

　　这个新生儿被父亲用来自嘲，也嘲笑那些愚钝却通达的贵人，他是朝云的儿子。假如没有意外，父亲是聪明盖世的苏东坡，遁怎么可能“愚且鲁”？

　　上天赐给朝云做母亲的幸福，却又将它蛮横地剥夺。她才二十一岁，健康明艳，怀里抱着新鲜灿烂的婴儿，可幹儿仅十个月就夭折了。那些日子，东坡身不由己，接朝廷之命，由黄州迁往汝州，他携全家沿长江顺流而下。在炎热的金陵，幹儿患病身亡。东坡记叙儿子早夭的诗歌无比伤感：

　　苏遁是东坡的第四个儿子，却是朝云唯一的孩子。古时良家妇女几乎难以从丈夫、子女之外获取任何寄托，不论嫡妻还是侍妾。假如朝云别有子女，假如她在精神上另有依傍，或许她的创痛能略微减轻。然而，这些假设都不成立。她只是无奈何天的女人，每日只能以泪洗面。东坡有“我泪犹可拭”，“母哭不可闻，欲与汝俱亡”的诗句。每个做过父母的人都能深切地体会他们的悲苦，也能感受朝云坠入黑暗的绝望。她神思恍惚，终日虚弱地躺在床上，难以消化这灭顶之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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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东坡在黄州时已开始精研佛学，到惠州后，他的宗教情感更趋浓厚。朝云在尼姑义冲的引导下皈依佛教，一心一意礼佛、行善，同东坡一道建放生池，“天女维摩总解禅”，他为之欣慰。朝云在惠州也潜心于书法，东坡后来给友人的信中，说她的字“颇有楷法”。

　　绍圣三年（1096）七月五日，朝云染瘟疫不治而亡，年仅三十四岁。她比东坡小二十六岁，东坡说她“事先生二十有三年，忠敬若一”。

　　苏东坡为朝云写过许多凄恻悲恸的文字，《西江月·梅花》作于她去世后不久：“玉骨那愁瘴雾，冰姿自有仙风。海仙时遣探芳丛，倒挂绿毛幺凤。素面常嫌粉涴，洗妆不褪唇红。高情已逐晓云空，不与梨花同梦。”

　　清丽绝尘的梅花，是朝云高洁、脱俗格调的象征。东坡将他对朝云的思念和赞叹都寄寓于梅花。明代学者杨升庵曾盛赞此词，认为“古今梅词，以坡仙绿毛幺凤为第一”。

　　朝云去世，对诗人是致命的一击。《悼朝云》等诗文同样沉郁悲伤。东坡在祭祀她的《惠州荐朝云疏》中，痛惜后者为了陪伴自己而病亡于炎荒之地XK体育官方。他祈求佛光普照，使“湖山安吉”，让她的坟墓也能长久坚固。

　　除了个别例外，旧时妇女缺乏足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，倘若无法寄希望于丈夫的仁厚、儿子的出息，人生真是索然寡味。而大多数姬妾介于主仆之间的低微身份，使她们更添无奈与凄凉。朝云或许稍稍幸运，不曾“遇人不淑”。而且，作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苏东坡的眷属，生前曾赢得人们真心赞誉，虽然天不假以寿，身后却在文字里获得永生了。